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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鲁迅的继承者

2019-12-11 09:2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1936年10月19日,左翼文艺领袖鲁迅逝世。由谁来继承鲁迅的遗产和地位,很快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文|伍桥

1938年夏,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同志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领袖地位。」

此时距离鲁迅去世不到两年,郭沫若由此成为中国左翼文艺领袖和1949年后的全国文化领袖,直至去世。

中国文学界长期流行着「鲁郭茅巴老曹」的说法,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核心人物,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

郭沫若何以会成为鲁迅的继承人?「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序又是如何形成的?事实上,无论这个名单,还是中国文学史的书写,都非文学本身所能决定。

谁是鲁迅的继承者

1936年10月19日早晨5时25分,鲁迅病逝于上海大陆新村9号寓所。

刚刚获知消息,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就通过冯雪峰把自己加入治丧委员会名单。随后,张闻天以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两份唁电,称鲁迅是「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

毛泽东对鲁迅有独特偏好。1934年1月刚被博古解除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处在人生低谷时,他便与刚到瑞金的冯雪峰聊起了鲁迅。鲁迅一生伴随各种骂战、斗争,与毛颇有共鸣。他曾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1940年,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冠以鲁迅「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3个头衔,称「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对中国任何历史人物从未有过如此高的评价。

不管怎样,在「鲁郭茅巴老曹」的名单中,鲁迅的争议是最小的,因为他资历最老,文学创作的价值也为世所公认。但在鲁迅之后,由谁来继承鲁迅的遗产和地位,很快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1941年,在重庆举行的郭沫若50寿辰的庆典上,周恩来巧妙地发挥了他对文化领袖的想象。他在《我要说的话》一文中说: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人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

继郭沫若之后,鲁迅的其他继承者也纷纷出场。

1948年11月5日,周恩来替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电,要求在12个月内万无一失地将几十名重要人士转移至解放区。名单中包括:李济深、郭沫若、马叙伦、彭泽民、李章达、马寅初、孙起孟、茅盾、张炯伯、陈嘉庚等。其中,郭沫若位列第二,茅盾位列第八。

1949年7月,周扬在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点名表扬郭沫若的《屈原》和茅盾的《清明前后》、《腐蚀》。1953年,周扬又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称:「鲁迅是新文艺运动的光辉旗手。我们杰出的作家郭沫若和茅盾,都是三十几年来新文艺运动战线上的老战士。」

毛泽东同周扬、矛盾、郭沫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毛泽东同周扬、矛盾、郭沫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1949年)

至此,茅盾与郭沫若并称,被共同钦定为鲁迅的传人。

1956年2月27日,周扬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会议上说:「鲁迅的创作开创了整个新文学的历史,他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一切文学遗产中对我最亲切的,也是最宝贵的和最有价值的。郭沫若的《女神》开辟了一个新诗的时代。作家茅盾、老舍、巴金、曹禺、赵树理都是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

这时,除了「鲁郭茅」之外,「老巴曹」也终于正式上线。

官方的系谱命名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先后顺序。先是奠定鲁迅的地位,然后确立鲁迅和郭沫若之间的直系继承关系,紧接着将茅盾和郭沫若并举,最后才推出老舍、巴金、曹禺。实际上,这个顺序也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权力序列,直接决定了他们今后在文学组织和国家机构中的位置。

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后,各种文艺组织相继成立。经过事先协商,郭沫若被指定为全国文联主席,茅盾为副主席,巴金、老舍、曹禺仅为常务委员。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新中国的全部组织机构建立,人事安排就绪。郭沫若当选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茅盾为文化部长;巴金只是一个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很明显,名单中的六个人虽然都位列仙班,但政治地位差距悬殊,不可同日而语。

文坛大佬,革命元勋

今天的人们大多对郭沫若的文学造诣颇为怀疑,他的晚年诗作尤其让人失望。茅盾的作品也早已从大众阅读书目中消失,热度远不如钱锺书、沈从文等。他们到底凭什么位列鲁迅之后?

鲁郭茅老巴曹

其实,鲁郭茅的经典化,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开始。彼时群雄逐鹿,力捧这些作家,是为了让他们成为牵制蒋政权的制衡力量,借助他们的社会影响引导文化界的舆论走向。

因而,比起文学造诣,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文学圈的地位。当时,出道甚早的郭沫若和茅盾都已经是文坛的大佬级人物。

1921年,对郭沫若和茅盾来说都是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郭沫若出版了第一本新诗集《女神》。虽然其中「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的粗放诗情在今天看来显得可笑,但在当时这却是继胡适的《尝试集》之后新诗坛最有影响力的诗集。郭沫若借此爆得大名,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

同年,郭沫若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一同成立创造社。与此同时,茅盾也参与发起了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后来并称五四时期最重要的两大文学社团。

也是这一年,茅盾正式接编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小说月报》,进步青年毛泽东是这本刊物的铁粉。1923年8月5日,在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第六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茅盾,开口便说道:「你好,沈雁冰同志!我是《小说月报》的老读者,对你的大名我也是久仰啊!」

毫不意外的是,文坛大佬之外,郭沫若和茅盾还有着另一重身份。

被当年的普通读者看作民主人士的郭茅二人,其实是中国共产党早年的参加者和忠实盟友;然而在中国共产党人眼里,他们又经常被看作可以倚重的民主人士。

郭沫若在1958年12月公开宣布入党前,一直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其实早在1927年8月,他就经周恩来介绍入了党。

茅盾的革命生涯更是与党同寿,历史悠久。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刚成立,茅盾便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转为正式党员。国共合作期间,茅盾多次出任要职。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在毛泽东手下工作。

作为「党外人士」的郭沫若和茅盾,不管是在抗战时期还是在建国前夕,都发挥了党内人士所无法发挥的作用。

1937年7月27日,郭沫若从日本横滨乘「皇后号」客轮回到已陷入战火的中国。国共两党都深知这时借重郭沫若的重要性,郭沫若一回国即陷入与国民党上层迎来送往」的「车轮大战」:

8月,赴昆山叩访陈诚、冯玉祥诸将领;9月下旬,在南京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介石表示希望郭沫若留在南京,并答应要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1938年夏,郭沫若到武汉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周恩来任副厅长。

在国民党拉拢郭沫若同时,共产党方面也在积极与他接洽并做有关安排。

1938年1月9日晚,郭沫若刚到武汉就参加了周恩来等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举行的欢迎会;29日,收到周恩来「一起过年」的邀请函。郭沫若因不满国民党在第三厅安插特务,甩手去了长沙。又是周恩来派正与他处于热恋之中的于立群前去接驾,郭沫若在自传中写道:「我禁不住心子急跳,同时我也看见立群的脸忽然涨得通红,把头埋下去了」。

1940年9月,蒋介石改组政治部,实行一党化,非国民党人不得在政治部工作,郭沫若从厅长任上去职。周恩来借机放话:「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而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好!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突然召见郭沫若等,说明在政治部里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要三厅人员留下来继续工作。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茅盾被选为理事。1938年,赴新疆从事文教工作。1940年5月,乘苏联驻华使馆飞机到兰州,又经西安,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并肩到了延安。10月,从延安到达重庆,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

1948年,天地玄黄。众人在去留之间摇摆不定时,郭沫若和茅盾适时表态,引领了文化圈的走向。

此时,民主党派在香港聚集成声势浩大的反蒋统一战线,而郭沫若、茅盾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但他们参加的绝不只是民主党派的反蒋大合唱,绝不只是个人行为。他们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中彻底斩断了与国民党的暧昧关系,宣布对共产党的公开拥戴。

1948年末,郭沫若和茅盾从香港乘船归来,受到共产党的无上礼遇。

郭沫若和茅盾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文学史地位,除了文学贡献,更重要的是与革命的深厚关联。然而,其后的「巴老曹」却并非如此。

后来居上的「巴老曹」

对鲁郭茅的命名,早在1949年前就已经开始,或者几乎可以说是确定了。但对「巴老曹」的指认却是1949年后的事,因为他们三人并没有那样悠久的革命史。

但令人疑惑的是,为什么早早投奔延安的左翼作家没有进入这个名单,而是与革命八竿子打不着的「巴老曹」?

事实上,投奔延安的作家正是因为过早地卷入斗争,断送了政治生命,以至于无缘文学大师的行列。

以丁玲为例。丁玲是第一个投奔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著名文人,也是延安文艺界分量最重的作家。但在此后的岁月里,丁玲的人生却并不顺利,她遭遇了一次「抢救」、两次「反党」、两次「下放」和一次「坐牢」共计三十余年的坎坷苦辛。

延安文艺界有派别之争与文艺思想的斗争。1978年周扬接受赵洁生访谈时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 包括何其芳,当然以我为首;一派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我们鲁艺这一派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

所谓文抗和鲁艺,是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与鲁迅艺术文学院(后更名鲁迅文艺学院),二者是彼时延安最有影响的文艺机构,以二者为中心形成了两大文人集团。

丁玲写于1942年的《三八节有感》就是大胆暴露黑暗的范本。文中有一段特别惹眼的话:

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听的诽语悄声地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

这个「有着保姆」、「每星期跳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的女同志就是指江青。

延安文艺座谈会中,毛泽东一锤定音,使延安文艺界沸沸扬扬的争论从此平息下来。以周扬为首,主张歌颂光明的一派取得胜利,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得以顺利开展。

关键时刻,毛泽东保护了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当时的中组部长陈云在毛泽东授意下专门找到丁玲,警告她不要在座谈会上乱放炮,使她免于王实味一样的命运。座谈会结束合影时,毛泽东四处张望,问丁玲在哪里。丁玲对此感念终身:「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谢他老人家。」

不过,丁玲之后的运气就没这么好了。1957年,文艺界反右斗争开始,丁玲被杀鸡儆猴式地抛出,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也都名列其中,实际上几乎是把延安的文抗派一锅端了。

与此相比,「巴老曹」无疑是幸运的,毫无革命背景的他们,凭借建国后的改造觉悟成功跻身大师之列。

1948年,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前,有人曾劝巴金移居海外。曾在三十年代随侍鲁迅的旧识、上海军管会文艺处负责人黄源登门拜访,成功挽留下巴金。

1946年,曹禺受美国国务院邀请与老舍一同赴美讲学。1947年2月,他一从美国回到上海,就受到了旧日学生兼秘密地下党员刘厚生、方倌生和任耀德的包围,接受了这些学生两周一次参加政治学习的建议,去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其他革命书籍,顺利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巴金和曹禺的作品都以激情著称,他们对新政权感到亢奋,同时又对自己的「落后」深感惶恐不安,两者交织,促成了他们的改造之路。

1949年7月,巴金踏入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会场。他说:「参加这个大会,我不是来发言的,我是来学习的。」

曹禺1953年在第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也显示出同样的谦卑:

同志们,在走上这个讲台以前,我想过,我用什么和我的朋友,我的领导见面呢?四年来,我所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我经过土地改革、文艺整风、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但是我还没有写出一点东西。应该说,我是一个没有完成任务的人。一个人如若不能完成任务,他是多么不光彩。所以要我上来讲话,我就迟迟不敢上来。

为了配合新中国的形势,曹禺多次对自己的成名作《雷雨》进行了修改。

原版中有对四凤的描写:「她走起路来,过于发育的乳房很明显地在衣服底下颤动着」,以及对繁漪的经典刻画:「她一望就知道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她那雪白细长的手,时常在她轻轻咳嗽的时候,按着自己瘦弱的胸。直等自己喘出一口气来,她才摸摸自己胀得红红的面颊。」

这些文字在1961版中被悉数删去,直到1978版也没有恢复。

老舍是最后进入历史现场的,但他的自我改造后来居上。1949年,他接到文艺界三十余位友人的信后决定回国,10月离美,12月抵京。

老舍的儿子舒乙回忆说:「他回京后听到三个亲姐姐的诉说,感受到的那种翻身喜悦是真实的。姐姐原来跟乞丐一样,现在虽然穿衣打补丁,但生活已有变化,儿女们都成了工人阶级。」

与出身世家的巴金、曹禺不同,老舍的母亲家在北平德胜门外的一个小村子里,父亲是下层旗人,他是从社会底层奋斗上来的作家,认为自己就是平民阶层中的一员。他是老北京人,对解放后北京市容的变化有着感同身受的认可。

1951年,看到新社会为穷苦人修沟,老舍热情高涨,很快写出剧本《龙须沟》,被北京市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沉默的文学家

这些文学大师中,只有老舍一人在解放后创作的作品可以算超过从前。

老舍的改造是真诚的。1949年后他写了二三十个剧本,每一个都按照要求反复修改。人艺导演欧阳山尊回忆道:「老舍先生不是党员,廖沫沙让我把党内文件多拿给老舍看看,使他掌握政策。老舍先生非常认真,不怕麻烦,那种十多遍从头写起的勇气让我们每个人感动。」

几十个剧本虽然质量参差不齐,但至少有《茶馆》这样的杰作。据参加过演出的英若诚回忆:「曹禺什么没见过,他看了《茶馆》第一幕,拍了桌子,用英文说:『经典』。还说:『看人家,一句话就是一个人物』。这是老舍先生的顶峰之作,我们见到的初稿基本上就是后来演出的那个样子。」

但除了老舍,这些赫赫有名的文学大师的创作能力都不复往昔。巴金只能源源不断地创作大量的颂歌文学和遵命文章。曹禺一边读着《托尔斯泰评传》一边对着空气歇斯底里地喊:「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郭沫若和茅盾虽然身居高位,但也常常身不由己。

20世纪50年代初,茅盾出任文化部部长,周扬是常务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表面上是茅盾的副手、下级,在党内职务上却是茅盾的直接领导。茅盾的尴尬境地可想而知。在1957年大鸣大放中他曾有「有职无权」的感慨,多次有过辞职的念头。

茅盾如此,郭沫若亦然。罗瑞卿之女罗点点回忆:

假期我们有跟随爸妈和其他长辈去外地度假的机会,一些名山大川,或者刚刚建好的水库、电站,都会有郭老龙飞凤舞的题字。大人们有时会用一种调侃的口气说:又是郭老的。

「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这类并不友好的笑话也在相当一级的圈子内流传。明眼人一看即知,郭老晚年表面上地位显赫,实际上并无尊严。

但无论如何,「鲁郭茅巴老曹」依然是那个时代唯一合法化的经典。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的重编和排序已是必然。在有组织的计划中,许多作家,如沈从文、林语堂、张爱玲等,被模糊和消失。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似乎就只有「鲁郭茅巴老曹」几位主将,加上若干位革命作家,组建成一支旗号鲜明的队伍,驰骋文坛。

直到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提出,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巴金终于可以为自己前半生讲过的假话而忏悔,沈从文、周作人、徐志摩等作家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但他们被耽误的人生到底不会从头再来。

来源:大象公会企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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